杨发祥 李安琪｜都市青年白领的宠物消费

作者

杨发祥，华东理工大学应用社会学研究所

李安琪，上海应用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

在都市青年白领休闲生活中，宠物消费日益成为一个普遍性现象。通过对上海市16位青年白领宠物主人的深度访谈，从家庭互动中的情感依赖、社群网络中的情感链结和社会交往中的情感衍生三个层面，深描都市青年白领以宠物为载体的不同层面的情感交换。研究发现，“都市生活”的多重挤压造成的情感退却、“青年”阶段的地位悬浮引发的情感迷失以及“白领”身份的圈层重构导致的情感漂移，是都市青年白领宠物消费的动力机制。都市青年白领的宠物消费行为，折射出青年群体的情感诉求与消费走向。剖析这一群体的宠物消费心态，可以引导都市青年白领养成理性的消费习惯，促进宠物消费市场的良性运行，为实现规范治理提供理论与经验借鉴。

关键词

都市青年白领；宠物消费；情感交换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全球人口流动的加剧，以血缘为纽带的传统社会关系结构逐渐消解，以学缘、业缘、趣缘等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结构日益凸显。作为人口流动的主力军，青年群体纷纷将大都市作为优先选择。更多的就业机会为他们在陌生的都市求得一隅栖身之地提供了可能。然而，由于原生家庭强关系所提供的情感支持与资源支持弱化，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与生存压力，都市中数量庞大的青年白领群体常有“漂泊他乡”之感。情感缺失引发青年白领的社会交往意识减弱，迫使他们转而寻求其他方式重组断裂的情感关系。在青年白领痴迷于对“寓情于物”的消费探索中，宠物为身处都市的他们提供了情感安置的物质归属。

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CBNData)发布的《2019宠物消费生态大数据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城镇宠物猫犬数量超过一亿只，养宠主人达6294万人，消费市场规模已达2065亿元。宠物消费的主要人群集中在一线城市及新一线城市，以高收入、高学历的未婚青年居多。作为休闲消费的一大分支，宠物消费已成为千万养宠人日常开销的重要部分。与老年群体和儿童群体饲养宠物的需求不同，都市青年白领对宠物的情感打破了物种间的隔阂，他们自主嵌套抚育子女的观念，强调“科学喂养”与宠物的“全面发展”，呈现出一种特殊化的消费模式。青年白领群体时刻紧跟潮流的消费行为极大地受主流舆论的引导，市场为消费者打造出一种既能通过“趣味相投”表征品位区隔，又能通过“独树一帜”表现个人特色的产品世界。

现有研究对中国居民饲养宠物的过程（黄可权、贺思裴，2019）、宠物消费市场的整体发展情况（霍志云、和彦良，2014）、中国宠物消费的相关政策（陈鹏峰，2010）、不同人群的宠物消费样态（张红明，2005）、当前中国宠物消费存在的问题（黄可权、贺思裴，2019）等方面进行了探究。研究表明，宠物行业不再只是“老龄化”与“空巢化”的产物，不只与当前晚婚化、少子化的家庭结构紧密相关。宠物行业消费的中坚力量集中在婚姻观念比较开放、接受过良好教育且收入稳定的都市白领群体中，潮流化、高档化的宠物消费品成为他们婚恋观念日趋开放下“单身经济”的产物。宠物是市场为满足都市青年白领的精神慰藉需求而提供的消费品。它是人际关系疏离的体现，也表明在现代社会中，情感满足逐渐走向市场化、商业化。

宠物消费已成为都市青年白领情感消费的一种代表性行为，但囿于宠物消费属于休闲消费范畴，人们往往将其简单归纳为一种经济行为，较少将其纳入日常生活的情感分析框架中考量，缺乏对宠物消费内在机理的分析，也没有分清不同年龄人群的宠物消费在心理层面上的差异。由此，本研究以情感交换为理论基础，从都市青年白领的宠物消费行为入手，探寻其宠物消费行为背后深层的内在机制，剖析这一群体的消费心态，为都市青年白领养成理性的消费习惯，宠物消费市场走向良性运行，从而实现规范治理提供理论与经验借鉴。

二、相关研究回顾、分析视角和研究方法

（一）相关研究回顾

在中国古籍的记载中，自商代开始就将名犬作为礼物馈赠，甚至作为贡品。《汲冢周书》载：“商汤时，四方献，以珠玑玳瑁短狗献。”《新唐书·地理志》曰：“河南道濮州濮阳郡上贡绢犬。”（转引自魏书娟，2011）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饲养宠物不再局限于高官权贵阶层，宠物逐步走入千家万户，为普通居民提供玩赏和陪伴。在动物成为家庭宠物的过程中，西方国家率先进入“养宠时代”。由于受政策的影响，中国城市区域经历了较长时间的禁养期，城市饲养宠物的历史较短。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养宠领域经历了从禁养到限养再到规范饲养的发展历程。以北京、上海为代表的大都市与西方国家最先接轨，宠物市场产品数量最为庞大，产品类型最为丰富，宠物主人的消费习惯与消费取向也最具有代表性。近十年来，中国城市宠物饲养数量呈逐年递增的态势（黄可权、贺思裴，2019）。宠物数量的增多使得宠物对生存质量的要求有了质的变化，为满足宠物更高层次需求的相关产业也应运而生（霍志云、和彦良，2014）。

《2019宠物消费生态大数据报告》显示，2019年，近四成“90后”宠物主人习惯通过线上平台为宠物购置食品和用品。“95后”的线上消费额呈现连续三年成倍增长的态势，宠物消费市场逐渐被年轻用户市场所占据。在中国，生活在一线城市的青年白领饲养宠物得益于高速化的信息传播，他们不断汲取先进理念和喂养知识，宠物“科学喂养”“精细喂养”之风在青年“宠圈”中盛行。在市场表现颇为亮眼的“高端宠物产品”成为青年婚恋观念日趋开放下“单身经济”的产物（李志军，2016）。对都市青年宠物主人来说，对家养宠物的定位已不再是玩物，而是精神的陪伴者与亲密的家庭成员。人与宠物关系的变革导致消费观念的变化，青年养宠人更舍得花钱取悦爱宠，更注重对爱宠身体、心理的保养与保护（李婕娜，2019）。

由于所处的特定成长阶段和社会环境，都市青年白领的情绪会极大地受到宠物日常活动的影响。青年养宠人常常会为宠物购买超出其基本需求的奢侈产品，并将这种购买行为当作对自我的一种奖励。此外，养宠人也会依据自家宠物的生存情况对自我所处境况、社会层级进行定位。宠物可以满足主人的支配欲，获得在人际交往中得不到的权力感，宠物为养宠人的私人生活提供了另一种情感支持（Tuan，1984）。研究显示，如果将宠物的社会支持作用当作养宠人生命事件中重要的影响因素，那么这种社会支持就是一种调节因素。对追求身份象征的青年白领来说，饲养宠物对日常生活的作用在于，以宠物为载体不仅实现了身份地位的炫耀，而且达到了“情感炫耀”的目的（温忠麟等，2005）。

既有研究表明，从社会环境、消费行为与心理等方面出发，是理解都市青年白领宠物消费的重要视角。回顾以往研究，尚有两点值得深入探讨。第一，以往关于宠物的议题大多聚焦宠物消费行为本身，从商业化的视角将宠物框定在物品的消费框架中；或是着眼于人与宠物的关系演变，而不深入探求双方互动的深层机制。第二，已有研究普遍未将宠物家庭地位的转变纳入考量，没有结合数量庞大的青年白领的生活状态进行分析。因此，本文以情感社会学理论为基础，将都市青年白领的宠物消费纳入情感交换的分析框架中，从情感消费的表象入手，深挖都市青年白领宠物消费现象背后的深层动因和行动机制。

（二）分析视角

在交换理论中，互动是一种给予和获得有价值资源的过程。个体付出某种资源是为了获得更有价值的资源，从而在交换中获取利益。在情感交换理论中，当人们的行为受到奖赏时，将体验到积极情感；而当人们的行为不能获得奖赏时，则体验到消极情感。在双方的情感交换中，某一方获得超过其预期的奖赏时，会体验到满意和高兴，并表达积极的情感。人们的期待会以过去在情境中获得奖赏的数量为标准，并对自我和他人投入的代价进行比较以作为公平指标计算（特纳、斯戴兹，2007）。爱默生认为，情感交换产生于双方的互惠过程（Emerson，1962）。互惠交换是个体同时或相继地为彼此提供无法准确量化的资源，这种交换可能具有时间上的先后性或价值不对等性。行动者在给予资源后，并不能够确保他人是否会在未来给予回报，因此，这种情感具有不稳定性和两极性，双方情感交换主要依赖彼此认定的承诺。在高承诺情境中，会出现交换对象给予较少的价值资源时，个体仍然愿意保持原有交换关系的情形，人们常通过交换对象的承诺展示出这种看似非理性行为的合理方面（特纳、斯戴兹，2007）。

情感交换与货币交换的最大区别在于，情感交换过程具有某种延迟性，且互惠过程极大地受到个人情绪的控制。情感交换理论将互动视为给予和获得资源的过程。当个体从交换中获得效益时，人们会体验到积极情感，并促进下一次相似情境的交换。积极情感产生的主要刺激物是获得更多的利益，这种利益的表达体现在心灵满足、人际关系与身份彰显等多个层面上。都市青年白领所普遍奉行的个体主义思想使得人与宠物的交换被宠物主人的情感所控制，而双方在物质供给上的不对称性又造就了养宠人在双方关系中的“强势地位”。在原子化趋势明显的都市中，养宠物不仅为情感缺失的青年白领带来情感补偿；作为一种载体，还通过形成共同的意识与话题，以“养宠人”的身份将宠物主人与他人和社会联系起来。青年大都具有倾向于公平的思维，这意味着青年的社会公平感知程度极有可能影响青年的选择与行为（罗桢、徐建军，2020）。虽然人与宠物的交换存在物质交换上的“不公”，但情感交换上却相对“公平”，持续地刺激宠物主人产生积极情绪，从而进一步加深双方的情感依恋。

（三）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上海市的4个市辖区（徐汇区、黄埔区、静安区、浦东新区）为调研点。选取上海作为调研点的原因在于：第一，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造就了上海开放式的社会观念与极大丰富的物质产品，这种独特的都市气息孕育了宠物消费的肥沃土壤。可以说，上海市的宠物消费大环境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与代表性。作为中国养宠人均消费最高的城市，上海青年白领是最舍得为宠物“一掷千金”的“消费贵族”，他们的宠物消费行为也最具鲜活性。第二，上海市养宠用户占据全国的19.8%。从事脑力劳动工作的白领阶层数量庞大，在白领群体中青年占比高。生活在上海市不同区域的青年白领在经济能力、心理发展等层面差异较大。这4个市辖区是上海产业密集、经济发达的区域，青年白领占比较大。

本文聚焦都市青年白领的宠物消费。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对青年群体14—35岁的年龄界定，考虑到“白领”身份指具有稳定工作的脑力劳动者。因此，本文将访谈者年龄限定在21—35岁。在养宠人个人情况的选择上，本文也在样本特征方面进行细分。第一，在性别方面，注重女性与男性人数基本相当。第二，考虑到不同婚姻状况群体在情感需求上有所不同，研究对单身未婚、有恋人未婚、已婚群体进行了挑选与区分。第三，在教育水平与经济能力方面，都市青年白领的学历从本科到博士，月收入从7000元左右到30000元左右。访谈所选取的样本基本饱和，访谈对象的情况基本兼顾了多样性与典型性。基于此，笔者运用判断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相结合的方式，共选取16位都市青年白领宠物主人作为调研对象。

针对不同受访者自身的特点，研究采用面对面的半结构化访谈方式。笔者拟定访谈话题的范围和主题，由访谈者与访谈对象根据大纲内容进行自由讨论。通过访谈了解受访者的“有宠生活”，提炼出表象化的经验材料，深挖其深层的心理感受，提炼出都市青年白领在宠物消费中的情感互动机制。

三、都市青年白领宠物消费的行动逻辑

饲养宠物本是宠物主人个人的行为，但由于宠物具有住家特性，宠物进入宠物主人的私人空间，在住所中与其他家人产生互动，可能会成为改变整个家庭关系的重要因素。当饲养宠物从个体化选择变为群体性行为时，其涉及的范围便不再局限于私人空间。人与宠物的情感交换机制被大众广泛接受，社会宽容度的增强激发更多的人加入养宠物的队伍中，形成一股群体力量，影响着宏观层面的互动规则与社会发展。

（一）家庭互动中的情感依赖

齐美尔区分了二人群体和三人群体中的关系形式：二人群体通常呈现相互依赖的合作关系；三人群体由于难以构成同谋从而产生相互制约的结构网络，个人利益与权力受到削弱，三方可能会出现支配性的相互关系（齐美尔，2002）。这时，群体需要靠成员间的情感需要和习惯来维护，即使是两方发生冲突，也可以通过第三方介入来影响或缓和关系。宠物对人的情感生活的侵入，往往会对都市青年白领的强关系——夫妻关系或亲子关系产生冲击。不同个体对待宠物情感亲和性的差异，会影响原有强关系运行的规则。

1.伴侣关系中的协作与情感疏离

在传统社会中，宠物仅作为家庭的附属品，较少参与到家庭成员的生活与关系中。近年来，“狗妈”“猫爸”等新型词语的兴起，反映出宠物在家庭地位上的变迁——宠物的保护功能逐渐削弱，取而代之的是其社交功能和拟人化功能（薛海波、符国群，2015）。家庭成员对宠物的接受程度，会引起养宠人与家庭成员间关系的微妙变化，特别是在亲密关系中。如果双方与宠物情感交换深度相似，人与宠物的亲密关系会成为纽带，家庭成员间会形成一种协作关系。在亲密关系中产生矛盾时，宠物可以作为修复情感的“第三方”，充当“调解人”的角色。

我和女朋友冷战或者我惹她生气的时候，我想和好又不知道怎么开口，就会给我家狗狗拍一些搞怪的照片发给她。她看着狗狗可爱的照片，也就打破了双方的沉默。感觉狗是我们俩关系的调和剂吧，狗出现后，我们两个的感情变得更紧密了。（M1）

与教养子女相同，在权力格局多元化的家庭中，不同家庭成员秉持不同的价值观念，与宠物情感交换的程度不同，宠物对不同亲和行为的反馈也不同。作为情感感知能力较强的生命体，宠物可能会根据与不同家庭成员亲密度的差异，充当“离间者”角色，引发家庭亲密关系的疏离。

这个狗是我单身的时候就养的，刚认识我老婆的时候，知道她特别怕狗，所以也没有让她多接触。结婚以后，她一直让我把狗送人，极度压缩我们家养狗的开支。但是，毕竟是我从小养的，养了狗就要对它负责。现在，她慢慢能够接受狗狗了，但是也不照顾它，一旦狗咬坏了她的东西，就跟我咬坏的一样，残局都是我收拾。（M6）

作为亲密关系的第三方，宠物不像人类一样具有完全自主的思维与行动能力，但能够感知人类的情绪并作出反应，导致情感交换具有滞后性。作为家庭的“外来成员”，宠物也可能会触动亲密关系的核心机制，从而引起话语权和决策权的再分配。在夫妻二人家庭关系中，宠物类似于孩子的功能，对“父母二人”会产生互动关系上的黏合或疏离。

2.亲子关系中的代际协作与柔性抗争

因社会文化环境和教育背景不同，亲子双方在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上存在“代际差异”。亲代对宠物的态度相对比较保守，子代对宠物的态度则相对比较开放。提升宠物的家庭地位、增加养宠日常开支等，都会成为引发亲子双方观念冲突的导火索。在中国刚迈入老年化社会时，老年人由于普遍缺乏日常陪伴和情感慰藉，出现了第一波养宠浪潮，但老年人对宠物的认知多停留在动物层面上。都市青年白领往往将宠物视为重要的家庭成员，承担“与人平等”的情感寄托功能，而不再囿于功能性动物的定位，饲养宠物的模式趋于精细化。

我第一次把猫带回家的时候，我爸妈特别嫌弃它，说猫掉毛把家里都搞脏了。但是，相处时间久了吧，他们慢慢开始有感情了。我爸现在退休在家就逗猫，在我上班的时候还拍猫的视频给我看，还要发到网上。我妈天天给它买各种零食，家里的猫罐头多的吃不完。他们对宠物态度的改变让我觉得不可思议。（F2）

宠物消费市场的再造升级改变了养宠人单一的消费习惯。都市青年白领购买进口高端宠物产品较为普遍，甚至掀起一阵宠物消费的“奢靡之风”。心灵上的亲近打破了宠物与养宠人生活空间上的边界。不同于老年宠物主人的饲养习惯，诸多都市青年白领与宠物较为亲昵，甚至“同吃同睡”，这在奉行“人与宠物有别”的中老年群体看来存在安全与卫生隐患。将宠物作为与人无差别的饲养模式，往往是青年与父母形成代际冲突的主要原因。而都市青年白领在处理这种代际矛盾时，往往采取抗争或逃避的方式，将亲子两代观念与习惯的“代沟”暂时搁置。

我们家养猫和狗有两年了，我和我老公都不敢跟家里说。以前，我自己养第一条狗的时候，试图跟爸妈讲过，但他们总觉得狗身上有寄生虫，又会咬人，很危险，每次打电话都劝我把狗送走。结婚以后，他们一直催着我们要孩子，让我们别把心思都放到养宠物上，但是在上海养孩子成本太高了，我们现在还年轻，现阶段我觉得有宠物陪着就够了。（F1）

面对子代对新知识和观念的“无声抗争”，父代对“养宠似育儿”的消费理念与行为也逐步变得包容，并慢慢接受与认可。随着代际的共同成长，被信息时代“甩开”的父代也开始追赶“时尚”的脚步，紧跟社会发展潮流。宠物的出现可能会激化因代沟而产生的家庭矛盾，也可能会通过情感上的认同促使两代人重新审视沟通方式，实现代际生活方式的有机融合。

（二）社群网络中的情感链结

通过与他人的日常交流和网络交往，个体的养宠行为转换为一种群体行为。共同的爱好是形成情感互动的内在承诺，也是新关系组成的重要方式。根据关系的强弱，因宠物消费而形成的趣缘群体呈现出核心与外围的特征。

1.原有关系网络的“再平衡”

人际关系可分为强关系网络和弱关系网络两种。强关系社会网络的同质性较强，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密，有极强的情感因素来维持；而弱关系社会网络则异质性较强，交往面很广但不深入，社会关系也不紧密（李霞，2019）。都市青年白领的职场交往关系，大多是以利益交换为媒介的“弱关系”。“无等级”的消费者身份，缩短了个人收入、社会地位和性别的距离，淡化了情感交换中的等级差异，“养宠人”的身份无形中将人与人拉到同一水平线上。

平时带着狗一起出去比较麻烦，住宿啊饮食啊都得规划好。我们两口子都喜欢与家里有狗或者喜欢狗的朋友一起出去，久而久之，关系最好的基本都是家里有宠物的。虽然大家来自不同的地方，工作不同、经济状况也有些差异，但带着狗狗出去游玩，大家都会不自觉地互相体谅，为他人的生活习惯考虑。（M5）

我之前还在读书的时候加入了上海的流浪猫狗救助公益组织，和不同的人共同救助小动物的行动使一直内向敏感的我开始感受到与他人交往的乐趣。现在工作了，自己也开始养宠物，工作之余时间基本都用来参加“狗友群”组织的活动了。在活动中，宠物主人既能够交换养宠的知识与资源，也能够结交到平时工作中根本无法遇到的、来自各行各业的形形色色的人。（F6）

情感互动的形式与深度，通常取决于人们心灵间的相对距离。对养宠人来说，在对宠物话题的探讨与交流中，大家没有暴露自我隐私的担心与焦虑，心理距离会自主拉近，积极情感易被激发。以宠物为纽带，陌生人间的信任初步形成，大家持续互动的意愿增强。以宠物为“标识”，都市青年白领不断加深与身边他人的情感关系，建立起更加紧密的网络联结。

2.新型社群的因“缘”而聚

在科技主导生活的现代都市社会，网络社会引起社会空间的“双层化”。在公共参与中，都市青年白领的“心灵在场”与“躯体缺席”并存。通过宠物消费，都市青年白领构建一种有共同爱好的虚拟社群，通过线上线下的互动，形成一个成员间保持“安全”心理距离的现实社会网络。那些热衷于通过信息互换、观点表达、社会评价分享宠物相关信息的养宠人，以宠物为互动媒介，通过共同交流的话题，精准识别陌生个体是否与自己具有同质性。在免费的虚拟交往平台，都市青年白领能够轻松运用高效搜索找寻同类群体（曲垠姣、杨峰，2021），无须额外支付平台使用的成本和费用。由于养宠人数量庞大，宠物消费群体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容，网络社群正逐渐成为都市青年白领进行情感互动的新形式，一种超时空的人际交往正在浮现。

我选择宠物社群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能在其中通过较短的时间，精准地获取我想得到的知识，结识与自身思想水平和经济能力类似的人群。在网络中，你可以“普遍撒网、重点捞鱼”，不受关系网络的限制。这种选择机制，能让人快速筛选到与你匹配的人，相处起来也会比较融洽。（M8）

作为一种社会生活共同体，趣缘群体丰富了都市青年白领的业余生活，起到心理慰藉的作用。在宠物消费群体中，相近的生活习惯成为养宠人识别他人价值取向的“身份符号”，并以此获得进入某类群体的“入场券”。这种精准识别的群体准入规则，反过来加深了趣缘群体的边界区隔。网络空间的共同议题催生出新型共同体，利用公共性场域的优势，虚拟化的情感交换内容能够逐渐从网络空间转到现实社会（陆芳萍，2020）。

（三）社会交往中的情感衍生

宠物走入千家万户，对社会观念、文化变迁与消费市场等生活层面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利益诉求方，宠物主人通过消费释放对宠物的情感并形成一种文化。都市青年白领极高的分享欲促使他们通过网络不断向社会传递群体价值观念，一种以宠物经济为表征的消费区隔和以养宠观念革新为标志的休闲亚文化逐步形成。

1.宠物经济的等级重构与消费升级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宠物体验”“云养宠”“智能养宠”等新型经济形态不断涌现，宠物的家庭地位普遍提升。宠物的软性需求较为多元化，不再限于温饱食物等用品，宠物市场快速作出反应并优化升级。宠物美容、宠物寄养、宠物训练、宠物医疗、宠物保险、宠物殡葬等为养宠人提供了更多的消费选择，饲养宠物方式逐渐“拟人化”和“精细化”。以提升用户情感体验的服务和产品层出不穷，较大程度地满足了都市青年白领的情感需求。他们不再局限于自身体验的“享乐型消费”，转而投身于对各种昂贵宠物“产品”与“服务”的消费，试图从生活细节上彰显养宠人的“精致人设”。

我和我老公工作比较忙，经常加班，陪我们家狗狗的时间不太多，总觉得对它好像有所亏欠，所以给它买的衣服和吃的，尽量都挑最好的，带它出去玩，还买了专业的宠物小推车，日常用的东西基本都是进口货。我们想，反正也不像养小孩，要花大钱，就希望让它能在物质生活上过得更好一点。（F8）

宠物市场商家通过对宠物生活状态的社会化定义，为都市青年白领提供了一种消费过程中的情感补偿暗示，即通过金钱“付出”对冲宠物主人的愧疚感，实现双方在资源提供上的平衡。这催生了一系列跟风消费与炫耀性消费，导致宠物消费日益高档化和精致化，使青年白领把在阶层地位上的“焦虑感”转移到具有私人属性的“宠物”上，在“示同”与“示异”的消费竞赛中，一种基于宠物消费的等级重构逐步形成。

2.惯习包容与区隔融合的文化迭代

都市青年白领宠物消费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通过网络社群发布并扩散，推动了以惯习包容和区隔融合为表征的休闲文化的变革。在家庭中，宠物的角色更贴近于子女，“物”的功用特质减弱，“宠”的情感特质凸显。作为宠物市场最具消费潜力的群体，都市青年白领占领了网络媒体高地。都市青年白领养宠人常在网络上以“猫奴”“狗奴”自称，并称宠物为“主子”，这种带有戏谑意味的主客身份互换的白描称谓，体现出都市青年白领在宠物议题上更为开放、自信的态度，也为大众休闲文化提供了可供选择的方案，营造出一种开放、包容、多元的文化环境。

我经常会在朋友圈晒我家狗和猫的照片。有的时候，还会用它们的图片做一些搞怪的表情包。大家看到都给我评论或者点赞，说很喜欢我们家的两个宝贝。平时，朋友来我家玩，进门先问我大儿子和二儿子去哪了，他们总会这么称呼。现在，文化环境比较开放，毕竟我身边的朋友都是这么“宝贝”着宠物的，年轻人基本上都是把宠物看作亲人的。(F2)

近年来，网络媒体大肆宣扬宠物的可爱乖巧形象，以推动“萌经济”的发展。宠物的“萌”转化为各种具有符号意义的知识产权，在潜移默化中祛除人类对“动物”的固有印象。“快餐式”宠物体验项目的兴盛满足了大众对亲身参与饲养宠物的诉求。正是由于人作为主体参与其间，休闲得以本真地成为一种过程、一种状态和一种生活（潘立勇、寇宇，2018）。养宠人与宠物、家人、朋友和社会成员的情感交换，在都市青年白领的家庭生活、朋辈交往和社会参与中得以体现。

四、都市青年白领宠物消费的心理机制

在现代社会中，社会成员的原子化特征突出，个体与他人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大都市的极化发展、人口超负与社会排斥，导致青年白领普遍出现“漂族综合征”（胡小武，2013）。人际互动中积极情感的缺失促使青年白领寻找其他替代性目标来重组互动链条，宠物的情感陪伴成为身居异乡的青年白领消减生活压力、排解内心孤寂、提供情感支持的一种替代。

（一）情感退却：“都市”生活的多重挤压

在人类成长过程中，意动需要、认知需要和审美需要这三大需要互相重叠（周亮、邓乐群，2015），其中意动需要最为主要。刚进入工作岗位的青年白领还处在事业上升的重要人生阶段，社会关系和阶层地位尚不稳定，对情感的需要尤为重要。陌生城市的疏离感、高度规训的工作环境和不断被挤压的休闲时间，常常导致都市青年白领的个体尊重与自我实现需求难以满足。而人与宠物的互动关系具有私人性和唯一性，为长期的互惠交换提供了情感基础。高强度、高频率积极情感的刺激帮助都市青年白领摆脱孤独的负面情绪，获取片刻的欢愉，对冲高压的都市氛围与社会环境。稳定的交换关系能够促使个体产生对未来的交换期望，进一步引发长期的交换需求。宠物消费既是繁华都市中“有闲”品位的表征，又能祛除理性算计带来的心理恐慌。相对于人际互动来说，人与宠物的互动更加稳定、单一，这种具有高度排他性的关系会产生惯性的依赖情感。

我和前女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为了讨她欢心，买了一只小狗。之后因为一些原因两人分手了，她就自己搬出去，狗留给我。那时我刚来上海，工作不适应，面对分手情绪也不好，家里少了一个人空荡荡的。我家狗似乎感知到我的情绪，也不像以前那样喜欢胡闹了。我在家加班时，它就卧在我脚边陪我到深夜，它就像朋友一样，陪伴我度过了那段最难受、最迷茫的时期。（M3）

在工业社会中，精细的劳动分工使工作成为机械的重复，职场交往难以形成长期有效的情感支持。人与人之间稳定交换关系的稀缺导致人际交往中“真实情感”的退却，在多个关系中保持情感整饰易造成都市青年白领自我同一性的混乱。由于长时期面临来自基本生存、关系维护、资源争夺等方面的压力，都市青年白领迫切需要找到一个宣泄高压生活和不良情绪的出口。而人最基础的动力是接触和维持与特定个体身体的亲近，当他们沮丧时能体会到安全感（王美华、叶丽，2019）。宠物的需求较为简单，且人与宠物的情感互动中存在跨物种所伴生的“视差”，不同于人际交往的复杂运作体系，养宠人只需要为宠物提供食品、住所等基本物质保障，便能与宠物建立并维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交互关系，且不易产生依赖焦虑。都市青年白领在与宠物的互动中，积极情感占主导，为身负多重压力的都市青年白领提供情感上的支撑，这在一定程上满足他们对持续、稳定、简单的互动关系的渴求。

（二）情感迷失：“青年”阶段的地位悬浮

货币是人际互动中最直接的媒介。通过交换行为，货币对双方关系进行衡量，衡量标准是个体参与到社会交换活动中的等效价值，即其社会角色价值（齐美尔，2002）。在以等级划分的社会交往中，取得高社会地位极大地依赖于财富的获得，而彰显个人财富能力的手段，就是能够体现“有闲”的生活方式（凡勃伦，2011）。在这场“财富竞争”中，青年往往处于一种尴尬的悬浮状态：既难以通过大量的金钱消耗来彰显身份，从而在交往中占据绝对主动权；又不同于被资本家无情碾压而毫无选择能力的“无产阶层”。这种尴尬的社会地位导致他们在人际交换中难以感受到交换中的公平互惠；而在与宠物的交换中，他们始终处于“高价值资源”的地位，在人与宠物交换中更易获得积极情感。

我的猫是流浪猫，被我捡回来的时候还很小。刚开始，从外面回来的时候它是不怕人的。但是，我们四个男生在一起合租，都喜欢“撸猫”，一回家就把它抓出来，要它陪我们玩。久而久之，它就不爱理我们了。有时候不高兴，还会挠我们两下，即使这样我也不会生气。反正不管怎么样，还是我的猫，它跑出去了还是会回来的。离开这里了，它又会变成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流浪猫。（M2）

情感的迷失阻碍都市青年白领建构健康的人际关系。在人际交往中，个体以“社会人”的身份建立关系；而在人与宠物交往中，个体则以“自然人”的身份建立关系，这样的交往更加简单直接。在私人情感的提供上，宠物与亲密伙伴具有诸多相似之处。媒介依赖论认为，人与媒介间形成一种双向依赖关系，但媒介从传播内容方面控制着人们，是相互依赖中较强的一方（德弗勒，2015）。虽然宠物在家庭中的地位不断攀升，但由于双方在物质资源供给上的不平衡状况永远存在，人与宠物关系的主导权始终掌握在养宠人手上，养宠人在情感互动中始终存在情感剥削。在情感交换中，权力优势的行为者更倾向于作出对自身有利的自我归因。养宠人通过将对宠物的占有行为进行编码，物化为自身可掌控世界的“标志”。因此，通过享受交换中宠物对主人的“依从”，都市青年白领弥补了现实人际交往中因无力感导致的情感丧失。

（三）情感漂移：“白领”身份的圈层重构

都市青年白领是个体化特征最为明显的群体之一。为了个人在生产领域的“成功”，他们会从一切与自己无关的公共事务中退出（陆芳萍，2020）。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以信息为载体的新的自我认同价值凸显，这使得都市青年白领可以从传统评价体系中解脱出来，在网络空间中寻找以共同诉求、共同志趣为特征的社群组织。社群不再受地缘、业缘关系的局限，成员之间的经验交流、信息表达与观念倡导完全出于自愿。与其他个人爱好为核心的趣缘群体相比，以宠物为焦点的社群更增添了一丝人性的温情。在这里，都市青年白领更容易放下心理戒备，投入以“群体”为单位的低参与成本、高收益回报的公共活动中，在公共事务的参与中找寻作为“都市一员”的归属感与获得感。

在别人眼中，我年纪轻轻就当了主管，在工作中似乎挺受人尊敬，其实就是个为老板打工的“工具人”，凡事都要看董事的脸色，下属对我的“崇拜”也是虚情假意罢了。但是，在“宠物社区”就不一样了，群里既不会有人对你阿谀奉承，也不会有人对你过度打压。这些年，我们群一直致力于倡导建立城市宠物友好场所的事业。这种一群人为社会整体发展而作出的努力，才让人真正感受到自己的价值，从而获得成就感。（F1）

情感资本还是获取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重要手段。个体如果能得到诸如情感认同、情感支持、情感尊重等情感资源，就具备了情感社会资本，良好的人缘为其建立精英人际关系奠定良好的基础（郭景萍，2007）。都市青年白领对宠物的情感亦是一种投资手段，饲养宠物为养宠人逃脱“人际社会”提供了一种带有符号特征的场域。作为群体成员识别伙伴的重要“图腾”，宠物“祛身份化”的评判标准缓释了都市青年白领对能力攀比和职场竞争的焦虑感。此时，主人与宠物在情感上的互惠得以转换，成为每天奔波于“两点一线”的都市青年白领拓展人脉、发掘新的人际关系网络的有效手段。

     五、结论和讨论     

本研究基于情感交换理论，通过对16位都市青年白领养宠人的深度访谈，展现都市青年白领在宠物消费中的情感交换。从家庭互动中的情感依赖、社群网络中的情感链结与社会交往中的情感衍生三个层面，呈现了都市青年白领宠物消费中情感交换的多元样态。都市青年白领所特有的宠物消费特点是在“都市”生活的多重挤压、“青年”阶段的地位悬浮、“白领”身份的圈层重构三种因素影响下形成的，具有强烈的身份特征。

研究发现，宠物主人与养宠人的“情感交换”具有某种分享性与排他性。宠物进入家庭系统后，与宠物情感交换深度的差异、消费习惯的不同会对原有夫妻、亲子关系产生影响，造成养宠人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协作或疏离。情感价值的社会化打破了养宠群体原有的扁平化交往格局，以“养宠人”身份为标准的等级序列被重新编排，从而引发都市青年白领对原有关系网络进行“再选择”，产生以“宠缘”为基础的新型交往形式。都市青年白领独特的宠物消费偏好，被市场和媒介快速识别和追踪，情感能量转换为社会价值，带来宠物市场的再造升级与休闲文化的快速迭代。

许多研究简单地将人类进行宠物消费的主要原因归结于为维持宠物的观赏功能和陪伴功能。从上述都市青年白领进行宠物消费的样态中可以看到，在青年一代的消费观念中，情感交换中同样掺杂着对“公平”与“互惠”规则的重新诠释，宠物消费呈现出工具理性下的温情感受。都市青年白领的宠物消费特点受个人生活状态的影响，都市的高压力环境、生产与休闲边界的模糊导致都市青年白领长期处于情感整饰的状态，在身份转换中产生情感耗竭，亟待通过与其他个体进行情感交换来实现精神的重振。主人虽然需持续为宠物提供“精致高档”的物质供给，但同时也能从宠物那里获取情绪能量与情绪价值来追求互惠过程中的公平机制，从而形成稳定的交换关系。初入职场的“青年”群体尚未形成稳定的社会身份，在社会交换中常处于劣势地位。养宠人通过发挥强势者的“特权”促使宠物在情感交换中表现出“顺从”，从而产生自我实现感与获得感。作为追求体面生活的“白领”一族，都市青年白领在不同群体中找寻等级序列中的个人定位。网络加速趣缘群体的形成，为“白领”打造出一个兼顾品位区隔与平等关系的交流平台。“有宠”成为一种情感资本，以共同话题的形式为趣缘群体的交往乃至群体诉求的彰显提供了情感纽带与现实载体。

本研究尚存在一些局限性。第一，作为一项经验研究，调研对象均是上海市的青年白领。由于上海的经济形态和人口结构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上海青年白领的宠物消费形态对其他城市青年白领的宠物消费是否具有解释力，还有待进一步经验验证。第二，都市青年白领宠物消费的决策并非完全出于情感交换的考量，不同生活状态的养宠人在消费中究竟如何受到各种个人因素与环境因素的影响，各种因素对其产生决策具有何种程度的影响，这些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注：原文载于《青年研究》2022年第1期。

此文经本微信公众号工作人员重新排版；封面图片来自网络；篇幅有限，参考文献、脚注已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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